故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先生（1919~1969），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灣，是一位具有典範意義的知識份子。他繼承五四餘緒，半生志業投注於鼓吹政治民主與科學理性，努力以筆的力量，對抗政治權力所散布的蒙昧與壓制。在今天，集合一些社會資源，成立一個以他為名的學術基金會，我們認為有兩方面的意義。

在一九五零年代，殷先生擔任《自由中國》半月刊的主筆，撰寫大量政論文章，讓民主憲政的理想，在貧瘠艱難的環境裡萌芽生根。到了一九六零年代，他被迫退回書齋，轉而更積極地引介西方實徵哲學與自由主義的政治理論，企圖在思想文化領域，開啟一種合理、開放而屬於現代的新精神。雖然殷先生以五十之年即已去世，政治與學術兩方面的志業均未能竟功，但是他所扮演的啟蒙者角色，卻產生了廣泛的影響，成為四十年來台灣民主反對運動的象徵人物之一。

我們相信，殷先生以及他的許多同道所代表的這份知識份子異議精神，值得紀念和流傳。成立本基金會的用心之一，便在於表達後起者對於先行者不敢或忘的尊重與感念。

殷先生去世已經三十多年，其間台灣的內外局面發生了莫大的變化。撫今憶昔，已有的進步固然值得珍惜，可是眼前與未來的重重問題，卻不容我們鬆懈輕忽。從幾方面觀察，自由主義的理念與經驗，仍然可以作為反省現狀、展望未來的的參考原則。略舉數端以言：在擺脫舊日桎梏之後，新興政治勢力對於分權、限權的憲政體制的建立，似乎已意興闌珊；社會習於以利害得失等效益方面的考慮作為行事準繩，因此以普遍與中立為旨的法律主治制度，依然不得尊重；隨著台灣經濟的發展，許多涉及社會正義的問題亟待正視；而多元社會所必需的寬容、開放精神，更必須面對族群、民族、國家等集體價值的嚴厲挑戰。凡此種種均足以顯示，重振殷先生一代人物的自由主義精神，在今日台灣是有具體現實意義的。

我們相信，根據自由主義的原則，思考台灣社會的走向，並協助這個社會發展自由開放的制度與文化，需要大量的學術、思想、文化工作。集合人力物力，朝這個方向多所努力，是我們成立本基金會的另外一個用意。

基於這兩方面的用心，殷先生的一些故舊、學生、以及對他的理念有所認同的人，募集一筆基金，成立財團法人，以資長期而有系統地展開工作，是為本基金會的緣起。